其一，是商事交易便捷原则的内在要求：在一定情况下，交易当事人可能不想或不便或暂时不能记载收款人的名称，而同时有使用票据的需要，在此情况下，收款人名称空白就因应了现实的呼唤，而推定规则则使这一空白得到了确定性的保障;

　　其二，禁止收款人名称空白，并不存在有力的反对理由，或者说，允许收款人名称事项空白，并不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由此所产生的风险属于交易当事人能力控制范围之内;

　　其三，符合国际票据立法趋势。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收款人名称空白之支票，即抬头空白支票，未经填补而使用，这在商事交易实践当中颇为常见的行为，效力如何，在票据法上找不到清楚答案。而且《票据法》第87条的规定更为令人迷惑：它未如第86条那样规定“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其立法用意何在?是否默认了“未补记前的支票可得使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119条规定：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不得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此一态度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规定：空白授权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未对票据必须记载事项补充完全，因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拒绝接收该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两个规范性文件皆不允许抬头空白支票的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笔者认为《支付结算办法》第119条将金额空白和收款人空白作同样对待，与《票据法》将二者区别规定的态度是相悖的，或者说是与《票据法》相抵触的，非属妥当。⑸不仅如此，收款人名称补记前禁止其转让，此一规定的合理性也让人怀疑。

　　《日内瓦统一支票法》第17条中明确规定：由支票而生之一切权利，因背书而转让，如为空白背书，执票人得再为空白背书或转让他人。正如有学者所言：未补充完全的支票，其效力不仅表现为票据权利移转的效力和担保的效力，同时也应包括补充权移转的效力，对于空白支票的善意取得者来说，应给予必要的保护，持票人可以依据票据外合意完成补充记载，行使该支票的权利。⑹故笔者认为，《支付结算办法》第11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的有关规定皆有欠妥当，宜按《日内瓦统一支票法》第17条改进之。